李志，中國大陸南京男歌手，太合音樂集團旗下的麥田音樂廠牌音樂人，現居江蘇省南京市。現由於不明原因自2019年4月起被中國大陸封禁。
李志間自己的個人巡演安排到了50歲，和他的樂隊，將在中國334個地級市做334場演出。花12年時間，終於把整個中國的大小城鄉跑遍。
完成巡演後，李志打算暫時退出音樂圈，去從政。然後再過10年他會退休，坐下來繼續寫歌。這個晚年計劃，李志和他的好友 - 也是經紀人 - 遲斌提過幾回。至於計劃的起因，那場漫長的巡演，李志打算給它起名：知天命。
五十，則知天命。李志問遲斌，怎麼樣。
遲斌認為這個名字不好。和李志一樣，他喜歡這個巡演計劃，“牛逼”，就算折戟而歸，也該試試。但他拿不准計劃裡最偉大的部分，是否該歸功於某種儒家式的個人理想。他覺得不是。
他們也請教過摩岩唱片創始人張培仁。在上海的一間酒吧里，李志講得激動。張培仁說，挺厲害的，但我聽過很多人在巡演，舌頭樂隊在“絲綢之路”巡演，痛仰在“百城巡演”，你跟我說，我也要巡演，我沒明白。
張培仁問李志：能不能再簡單一點，告訴我，到底要幹嘛？
最初的歌是在心慌中寫的
兄弟在玻璃的建築裡。
我在潮濕的路上。
人們重複著重複著重複著重複。
這讓人心慌。
這讓人心慌。
- “春末南方的城市”
今日的意義，對李志從來不是個問題。李志在年39歲，在流行音樂界出道13年，發行了17張專輯，其中有8張專輯是由現場演出錄製而成的。從2012年開始，李志兩三年才發布一張新歌專輯，但現場專輯，每年至少有一張。
早年有一回李志宣布樂隊解散，將獨自上路演出。因為製作專輯，他欠下幾十萬的債務，巡演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把錢還上。
那是 2009 年 10 月 16 日，李志剛發布第五張專輯《我愛南京》。他在民謠圈裡已經名聲不小，但這並沒有幫助他賣掉更多唱片，人們寧願去網路上下載盜版，也不願意掏錢買碟。李志認為這不對，卻不知道如何解決。 16 個月後，李志放火燒了這張專輯所有的滯銷 CD。他找人拍下整個過程，傳到網路上。
濃煙滾滾，李志像祭祖一樣平靜，配樂是齊秦的《把夢燒光》，特寫鏡頭是用 CD 在郊外荒地上拼出的“全 SB”。 “SB”，“傻逼”，是李志當時的口頭禪。
巡演時，李志也心情不佳。他花 70 天做了 34 場小型巡演，取名“動物兇猛”，單人票價 60 元。
到了 2009 年的最後一天，李志在義烏隔壁酒吧的台上坐著。舞台很小，台下哄鬧，看起來像是觀眾拿著酒瓶把他逼到了牆角。似乎是供暖不足，李志穿著T卹，點著煙，搓著手，挑釁觀眾、又玩笑似地配合他們。他說，演完這一場，終於把債都還上了。他喝了點酒，說他想通了一些事，打算對自己好一點，把情義和音樂的位置往後放。
他接著唱歌，“誰的父親死了，請你告訴我如何悲傷。誰的愛人走了，請你告訴我如何遺忘。”（《梵高先生》）愈發激動，如鯁在喉，終於破了音。
遲斌那時候已經和李志認識，他說，最初幾年，有幾次，李志差不多就放棄了。那就是其中一次。
“他痛苦的地方是無以為繼，不能作為一個職業。他永遠是在欠錢，永遠是在欠人情。”2008 年在上海的一場小型演出，李志臨時聯繫遲斌，請他來幫忙檢票。遲斌那時算不上李志親密的朋友，他只是碰巧在上海工作。李志在成都的一家公司上班，抽空到外地演出。他給那個階段的巡演取名“單刀赴會”。
和大學同學做對比，李志形容他們西裝筆挺，而自己“特別窮”，去哪兒都提著把“破琴”。 “破琴”就是他的“刀”。
翻江倒海，大時代的艱難與幻滅
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
這個歌聲將來是你的輓歌”
——《廣場》
李志的排練室和工作室一直在南京。很長一段時間，設在民國金陵兵工廠的舊址。這個地址後來流傳得太廣，常有歌迷在樂隊排練時推門而入。幾個月前，李志把工作室搬到了南京的郊區，但他叮囑攝影師不要對周圍的環境洩露太多。若即若離的狀態似乎讓他感覺自在，他正說著話，就起身燒水泡茶。
2004 年，李志在南京製作了第一張個人專輯《被禁忌的遊戲》，隨後的兩年，他緊接著出了《梵高先生》和《這個世界會好嗎》。
在這些歌裡，李志描述年輕的迷茫，坦白完整，不缺一面。他唱道：“我願意為你死去，如果我還愛你，寶貝，反正活著也沒意義”（《和你在一起》）；也唱：“這世界是不是我們的，我應該穿什麼吃什麼，如果沒有人看著我，那該多快樂”（《黑色信封》）。
王皓是中國主流的音樂播放平台“蝦米音樂”的創始人，在 2007 年創立蝦米之前，他已經是地下音樂演出的策劃者。他最早在杭州的 31 號酒吧見到李志，但這次演出後，王皓“對他毫無印象”。李志就和其他剛剛冒出來的音樂人一樣，他們受惠於網路的信息公開，“自己拿拿電腦，MIDI”，但不專業。
遲斌也不是李志的歌迷，一開始，李志只是他在 2006 年左右中文流行歌“歌荒”時的選擇之一，他覺得不錯，帶朋友去看過他的現場演出。遲斌稱李志一開始和其他“網絡歌手”沒有區別，毫無經驗和依靠。
可到了 2008 年，就有至少兩家唱片公司來找李誌了。一家是“十三月”，這家成立不久的本土公司獲得了IDG （編註：IDG資本，創始於1992年，在中國進行風險投資活動，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投資基金）的一筆投資，正興奮地簽下新近的民謠歌手，包括萬曉利、蘇陽和木馬，創始人盧中強看重李志身上有“獨特的氣質”；另一家是跨國唱片公司環球唱片。這家公司後來發行了李志的第五張專輯《你好，鄭州》。
在當時年輕人聚集的社區網站豆瓣上，出現了大量以“李志”為主題的小組。其中一些關於他的歌，另有一些對他的性格、私人生活感興趣。李志憤怒又輕佻地回應——不滿時，他常常如此。他寫了《李志自傳》，自殺式地描述過往所有的私人生活。李志打算把罐子摔破，“把自己搞臟”，結果只是發出了更大的聲響。
2009 年 3 月，李志打算從成都回到南京，他在“成都小酒館”辦了一場小型的告別演出，觀眾超過了 500 人。演出開始前，排隊購票的隊伍從酒吧門口排到了馬路的另一邊。此後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到了 2017 年 11 月，李志跨年演出的 8000 多張票 5 秒就售罄了。其中最高的票價 800 元。
關於李志為何能擁有大批“熱情死忠”歌迷，樂評人馬世芳在今年1 月撰文說：“李志的歌，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兩者同等重要：一個是情傷累累而不憚在歌裡用極其陷溺的抒情方式示弱甚至自殘的屌絲文青，一個是不斷用寓言和詩歌訴說大時代的歷史禁忌與傷痕的憤青詩人。
“他的歌融合了小我和大我的經驗，呼應了十幾年來中國社會尤其離鄉打工的知識青年，在翻江倒海的大時代裡拼命掙扎，但求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的艱難與幻滅。”
李志團隊曾經的合作者，樂視音樂的CEO 尹亮在微博上稱，這是他看過的最準確的描述。
但微博上有諸多不同的聲音，來自李志的歌迷，他們跳出來說，“我怎麼沒覺得？”
文化專欄作家、樂評人張曉舟認為，兩者之間始終存在隔閡。李志的歌迷生活在以“粉紅”為底色的世界——夾雜著消費主義和集權主義。他們只是想在熟悉的地名里、惆悵的戀曲裡、和梵高卡夫卡之類迷惘的標籤裡找到簡單的共鳴，“拔高自己的痛苦和感傷”。
在另一些歌裡，李志唱“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這個歌聲將來是你的輓歌”（《廣場》）。這些歌后來在中國大陸的播放平台上被下架，在現場演出被禁演。除非動用翻牆軟件，否則，年輕的歌迷不會認識這樣的李志。 “李志的政治表達乃至道德籲求容易被沖淡乃至忽略”。張曉舟在一篇專欄裡寫道。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成長史：兩個紋身
城市就躲在光明的背後
光明只是你隱秘的哀愁
——《牆上的向日葵》
李志的團隊也做過一些小型調查。他們問歌迷，你為什麼喜歡李志。答案是，很多時候不是因為音樂本身，“他覺得你這個人做事情還挺酷的。（透過）很多小事情，他能感覺這個人還挺好的，是一個不錯的好人。”
這和李志的自我認知一致。李志喜歡“貶低”自己的音樂。在不同的場合，他重複說，“我的歌不怎麼樣”“李志的音樂沒有任何價值”。也許 Beatles 和 Pink Floyd 的歌可以改變世界，李志的歌做不到。
但同時，李志補充說，就好像一個在班級裡“智力偏低”的人，天賦不高——但人很友善，很刻苦，雖然做不到第一名，也不是最後一名。 “這樣的人很值得尊重。”李志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人。
在一部記錄李志巡演的短片中，李誌發覺演出設備出了些問題，他叫停演出，並安排在入口處退票。團隊成員拿著一大摞剛換來的小面值鈔票，遞給觀眾，點頭致歉。但有人把錢塞了回去，說，我不收李志的退款。她看起來很高興，徬佛滿載而歸。
李志 1978 年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市金壇縣下面的村子。村里沒有任何課本之外的讀物，成年後他終於讀到了王小波，非常喜歡，這也讓他對少年時期的貧乏懵懂更感不安。高中時他考到了市裡一所重點中學。三年後，他到江蘇省的省會南京念大學，並在中途退學。
在 2009 年前，他處於混沌的狀態。李志在此前的一次採訪中說。
這期間，李志抵制日貨，到美領館門前示威，除了西方的流行音樂，他討厭所有那些洋派的東西。遲斌認為，那是因為過去李志沒有機會享用“資本主義的東西”，他有點兒自卑，“但這段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他的自卑是逐年減少的”。作為一個階段的總結，他胸口的皮膚留下了一個中國地圖的刺青，地圖下面的一行字母是 made in China。他稱那時候的自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李志後來新添了另一個文身，科學、民主、自由。它在李志的背上，簡潔地表明，李誌發生了變化。 2009 年，李志的小型巡演到了廣州站。他把這場演出命名為“我們愛南周”。 “南周”是中國大陸一份週報《南方周末》的簡稱，在當時它是自由開明媒體的代表。 2012 年，李志跟遲斌說，他想去美國看看。他們去了美國最高法院和五月花登陸的普利茅斯港。在麻省理工學院附近的一家酒吧，李志舉辦了小型的彈唱會，這大概是有史以來觀眾最有秩序的一場。
後混沌時期，李志依舊偏愛有市井味的地方。大都會讓他覺得不自在。 “夾生”，他用南京話說。 “城市就躲在光明的背後，光明只是你隱秘的哀愁”（《牆上的向日葵》），他在歌裡寫。李志在 2000 年去過北京，又很快回來，幾年後他在成都待了一陣，此後一直生活在南京。南京的熱河路讓他想起八十年代的生活地，金壇縣，“梧桐垃圾灰塵，和各式各樣的雜貨店”。火車站在熱河路附近，那裡“每天都有外地人，在直線和曲線之間迷路，氣喘吁籲眼淚模糊，奔跑跌倒奔跑”（《熱河》）。
在巡演的間隙，李志不喜歡參與官員、主理人的飯局，他寧可跟一位觀眾坐在路邊吹牛抽煙。他甚至會用不合時宜的詞彙，形容自己是“農民的兒子”。雖然他的父母其實是村里最早外出務工的一批人。李志的工作室、家，從來都在一樓，因為這樣離土地近。
在演出後向團隊表達感謝，或者抱歉時，李志習慣用下跪、手掌合十的方式。在跨年演唱會上，他連續兩年在交響樂的伴奏下朗誦了現代詩，一首是北島寫於 1976 年的《回答》，一首是食指寫於 1968 年的《相信未來》。
唱片工業過去的邏輯失效了
這世界是不是我們的，
我應該穿什麼吃什麼，
如果沒有人看著我，
那該多快樂
——《黑色信封》
遲斌在 2014 年秋天和李志一起註冊了公司。當遲斌指出，公司的運營會比“江湖”的運營更合理時，李志表示接受。李志，正式成為李志團隊。遲斌因此認為，李志身上也有很多新派的東西，而且正變得越來越多。
“老派的道義是對自己的要求，現代化的東西是對所有人的——我們要建立一個規則。”遲斌說。
李志很早就意識到了版權的問題。他公開通知所有未經授權的播放平台下架他的歌曲，遲斌說，最糟糕的時候，網路上幾乎找不到一首李志的歌。他們只能在 2010 年自己建了一個網站，網站上所有李志的歌曲都提供免費下載，你可以支付任意數額的費用，也可以不付。 2011 和 2012 年，這項收入在15 萬人民幣左右。
2010 年 9 月，14 位獨立音樂人在一份聯合公告上集體署名，指責蝦米音樂侵權。公告被發在豆瓣上。李志是公告的發起人，也是當時豆瓣和微博上的意見領袖。他的愛憎分明，正義感粗暴，一些人是“傻逼”，而另一些人是“精神偶像”。他希望“傻逼”能少一點，“世界能好一點，小一點，國家能好一點，再小一點，希望南京，希望我的小區，我的團隊好一點。”在社交網路上，李志引吭高歌，就和他在巡演時一樣，合唱者應聲而來。
蝦米音樂創始人王皓看到公告時有點懵，他們事先沒有收到任何交涉通知。王皓和李志認識，蝦米員工裡有李志的朋友，王皓覺得事情不應該這麼處理，“完全可以更圓滑一點。李志和王皓共同的朋友，“十三月”唱片的創始人盧中強希望從中斡旋，沒能成功。這成為蝦米重大的公關危機。
王皓試圖解釋他和李誌之間的分歧：聽眾在當時尚未形成付費聽音樂的習慣，作為一家初創公司，如果蝦米投入大筆資金購買版權，不可能存活。這不代表他們沒有建立規則、幫助獨立音樂人的打算——但“李志覺得，你必須一步一步來，你必須獲得音樂人的授權，你才能做這件事。”
“李志本身是個講理、不講人情的人。”王皓說，很快他就理解了這一點，並指出這在音樂人中是“很少見很少見”的。
李志的職業意識也少見。 2008 年西湖音樂節，王皓是主策劃人之一。那時候樂隊喜歡參加音樂節，但通常是覺得好玩，“我出來巡演玩一圈，挺高興的，一路上有吃有喝有妞泡”。李志不同，他對演出非常在乎，他總是在跟人聊哪裡可以改進。 “2008 年，他就這樣。”
2008 年來找李志的兩家公司，李志都沒有簽約。此後，他也一直沒有加入任何唱片公司，稱自己為“個體音樂人”。他不喜歡由公司來安排他應該做什麼，“在我幹的事情裡面，每個點都需要我的參與，我的意見，而且我會縮減成一個精簡的方式來做。”他不認為自己需要助理和化妝師。在演出時，李志通常都穿深色的T恤和牛仔褲，但沒有試圖形成喬布斯式的強烈風格。
在某些方面，李志相信唱片工業過去的邏輯失效了。 “你無非就是獲取信息，發出信息。”李志說，關於怎麼做唱片、怎麼做場演出的信息，很容易獲取；如何在網路上發布信息，他也毫不擔心——李志是個成功的“網路歌手”。 “如果沒有網絡，我們這批人完全就不可能去做歌手。”
有一度，李志像個空想社會主義者。他試過做演出時不定票價，像非營利機構那樣，由觀眾自願捐贈，結果票房和他預期的相差甚遠。李志沒有再做類似的事，在 2015 年接受《財經天下》採訪時說，他說：“以前我特別討厭一句話，不賺錢的商業是不道德的。後來覺得挺有道理。”
遲斌從公司離職後，李志在 2014 年問遲斌，是否要和他一起做事。遲斌說，李志希望找個人代替他思考，很多事情他也不知道怎麼做。但一開始，李志懷疑他們的合作未必能長久，很大的機率是他們做不好，很快就會放棄。他們打算先試一年，這一年裡遲斌不拿工資，但如果運營有盈餘，遲斌會拿到盈餘的 40%。
幾個月後，他們就改變了主意，認為成立一家公司更明智。 “我感覺我好像摸到一些門道了，李志自己也很有自信了。”遲斌說。也是在 2014 年，李志重新入駐蝦米音樂，以版稅分成保底的形式。王皓說，這件事裡遲斌起了很大作用。 “遲斌在海外公司也呆過，他可能更清楚真實的世界……他幫助李志過渡到了一個成名之後的狀態，或者正規化的狀態裡面去。”
一開始公司沒有統一的辦公地點，遲斌建議每個人使用電子郵件溝通。然後開始整理版權，安排演出。他們打算在 12 月 31 日做一場跨年演唱會，除了一位嘉賓朴樹，這是李志的專場。
樂視音樂團隊在 2014 年 8 月剛剛做完汪峰鳥巢演唱會的網路付費直播，CEO 尹亮向遲斌提出，希望能拍攝並直播這場 i/O 跨年演唱會。樂視音樂正在努力推廣音樂現場的網路直播，尹亮認為，李志的受眾數量已具備一定忠誠度和規模，“肯定是最優選擇”。
李志通過了這個提議。 12 月，遲斌給李志買了洗牙券，開車帶他到牙醫診所。因為抽了太多煙，李志的牙齒被熏得焦黃。 “別噁心人了。”遲斌說，直播的畫面清晰度會達到 4K，他希望李志看起來整潔一點。
最好的情況是捷徑的反面
這世界不該是我們的，
爸爸媽媽也不該有的
——《黑色信封》
李志和遲斌最後決定，把漫長的巡演計劃起名“叁叁肆”。
50 歲之前，李志和他的樂隊將在中國 334 個地級市做 334 場演出。 2017 年的巡演從江蘇附近的安徽省開始，共 16 個城市。
巡演本身早已不成問題。在“叁叁肆”之前，獨立音樂人對巡演已經駕輕就熟。起初，他們參加各地的音樂節，音樂節多到就像“以前在歌廳幹活一樣，有了保底的收入”。演出成了音樂人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後來他們開始策劃樂隊專場的全國巡演，有明確的主題，和清晰的路線。五條人、反光鏡樂隊、重塑雕像的權利、舌頭樂隊都在差不多時間公佈了巡演日程。
在 2017 年李志跨年演唱會的一段視頻中，摩登天空的副總裁對李志說，痛仰的百城巡演已經到 75 場了。 “痛仰”樂隊成立於 1999 年，差不多是中國本土最知名的搖滾樂隊。 2015 年痛仰和中國本土最大的音樂公司摩登天空簽約。 2017 年 3 月，他們開始“百城巡演”。
李志認為，叁叁肆不同。它沒有請演出公司幫助解決行政問題，場地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巡演中又最為棘手，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哪裡幾乎沒有合適樂隊演出的空間。李志說，他希望由此普及演出現場。 2017 年 2 月，李志的團隊為“叁叁肆”巡演舉行發布會，李志在發布會上說：“看著就頭皮發麻。”
盧中強創立的“十三月唱片”和文學網站“榕樹下”，在 2010 年 4 月推出過全國巡演品牌“民謠在路上”。因為音樂人在社交網路上的傳播推薦，這個巡演品牌的運營相當順利，持續了 6 年。盧中強認為，“叁叁肆”和“民謠在路上”也不太一樣。 “他（李志）是帶著一個很有意思的編輯在做這個事。我們當時是生存逼的。得趕緊把大家聚合起來，到更大的平台去演出。”
2008 年沒能簽下李志，盧中強仍然關注他。他評價李志，“對行為形成事件的把握，挺好”，“而且能執行下去。這就造成了他會一直活躍，會一直有很好的機會。”在一次採訪中，盧中強還說，音樂行業在過去幾年有了進步，第一個標誌就是李志在2015 年的“看見”巡演。
和李志以往的巡演不同，對“看見”巡演，整個音樂行業和媒體都認為意義重大——第一次獨立音樂人在體育館級別的大場館巡演。
李志自己也看得很重。好幾年，李志都拒絕接受媒體採訪，但在 2015 年巡演前，李志的採訪密集。他高頻地出現在照片和視頻裡，身材隨意，頭髮看起來亟待修理。李志胸前的中國地圖文身重新被提起，李志團隊複製了這張地圖，他們沒有費神去解釋地圖的含義，只是在上面標出巡演的城市。
巡演的最後一場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李志邀請了自己的父母，和樂隊所有人的父母到場。張曉舟說，“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因為“很多搖滾樂手和父輩之間的家庭關係是鬆散、緊張、甚至劍拔弩張的”。就在李志的第一張專輯裡，他還在唱“這世界不該是我們的，爸爸媽媽也不該有的”（《黑色信封》）。
2015 年的這個夏天晚上，李志站在台上，除了唱歌，他還有話要說。他說，在座的小孩如果有從事整個行業的，請不要看不起他，請給他支持。這是個非常正規的行業。
遲斌說，這是李志憋了很多年，想要表達的。 “是他那麼多年，想要放棄又沒放棄，想要放棄又沒放棄，顛來倒去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
就在李志工人體育館演出前的幾個月前，2010 年成立的民謠樂隊“好妹妹樂隊”在級別更大的北京工人體場做了一場演出。他們的處境已經和李志不同。 “好妹妹樂隊”的經紀人奚韜是產品營銷出身，他旗下的另一位新興音樂人陳粒這樣解釋他們的分工：“我決定我的音樂，奚韜決定我的事業。”
他們不再需要自己“淌這麼一條路”。
團隊裡有人當面指出，李志現在感覺就像個暴發戶。他已經連續兩年，把靳海音弦樂團請到了跨年演唱會上。這個聲勢浩大的弦樂團，從 2013 年開始，為諸多熱門的音樂電視真人秀擔任配樂，因此在大眾的音樂圈裡非常出名。
李志認為不是。其中一檔最有影響力的真人秀《我是歌手》曾邀請李志參加，李志拒絕了。他警惕電視的傳播力，“很怕走在路上被人圍著的狀況”，也擔心自己被“捷徑”所惑，“說謊，碰熱點，巴結一些人”。
最好的情況是捷徑的反面：什麼事兒都是“水到渠成”，“順帶著做了”，還能有不錯的結果。李志認為，和交響樂合作就是如此。不是因為它“華麗雍容”，“我從來不會顧及這些東西”，李志說，是他自己，一直就想試試。
有時候，李志會表現出對九十年代繁榮的唱片工業的懷念，雖然他從未參與其中。他迷戀的是為了表達完整的概念，對曲目做的精心編排。他看起來試圖在跨年演唱會中實現，2017/2018 年的演唱會被分成了幾個單元，並配上弦樂團、爵士樂隊和李志自己的搖滾樂隊。
遲斌認為很好，他像個經理人，把這稱為“演出產品的迭代”。他覺得李志過去十年也已經更新了好幾代，幾次重新建立了世界觀。 “對一個成年男性是個很難的事情。這是他的天賦。”
最近兩年，李志自己感覺，寫歌變得困難，他認為這是他僅有的一點天賦耗盡的跡象。他的表達也跟不上想法的變化，過去的話語體系讓他感到厭煩，他不想再重複自己，但尚未找到新的方法。他和歌迷互相拋棄，2014 年之後李志新發布的歌曲很少再有過去的傳唱度，歌詞不是太過簡單抽象，就是太過日常瑣碎。反倒是李誌已告別的城市小情歌和“生來孤獨”的嘆息開始在流行民謠、搖滾裡氾濫——不論何時，總是有人喜歡。在評論區，時常有人爭論，是“李志變了”，還是“我們變了”。
李志對此全不在意，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去回應歌迷的期待。 2015 年的一次罕見的電視採訪中，主持人問，你是否擔心自己會成為一個油膩的中年人。李志說，不擔心。如果真的變成了那樣，也是自己的選擇，不是因為別的。
李志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重新編曲上，因為編曲“至少不是絕對靠靈感，勤奮是很重要的”。馬世芳認為，和鮑勃迪倫，萊奧那多·科恩一樣，這是因為李志對過去粗糙的作品始終感到不滿。李志確實在編曲中找到了快感，但新的編曲並沒有獲得更多共鳴。
其餘的時間，李志都在演出。 2017 年，李志和他的樂隊演出了 60 場。他像是安慰自己說，羅大佑也寫不出新歌，他就演出，也沒什麼不好。羅大佑是李志的音樂偶像。李志在南京舉辦 2017/2018 “相信未來”跨年演唱會的同一天，羅大佑的巡演到了北京站，巡演的主題是“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李志的睡眠越來越少，他每天上午十點到工作室，可還是擔心來不及。 “想做的事情太多。”另一方面，他對演出的不滿越來越嚴重。每做完一場演出，他對音樂、場館和檢票的意見越來越多，他需要盡快找人解決，以保證下次可以改進。而整個團隊都意識到了作為品牌的“李志”的壽命，這讓他們感覺更加緊迫。過去幾年，李志最喜歡談論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就像個語重心長的家長，抑或是一個毫無煽動性的競選者。他的偶像哈維爾說過類似的話，以一種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哈維爾說，無論政府想把什麼強加在你身上，你都應該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著，“假裝”你真的很自由。
憤怒青年成了不那麼憤怒的中年？
有人沉默著觀望，
有人懷疑著生活，
聽見他們在歌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作為品牌的“李志”，過去贏得大眾的特質是“混不吝”的。但如今，這個特質在消減，甚至完全褪去。當年輕人期待有人能領著他們反抗高歌時，李志卻轉過身去，冷靜地抽煙。
很少再見到李志憤怒。 “叁叁肆”巡演到陝西榆林，地方的文化督察隊臨時要求場地備案，並要求樂隊出示演員證。有人甚至聽到傳言說，“如果李志在榆林演出的話，就可能讓他全國禁演”。李志說，這些困難都在他的預料之內。他把腳搭在車的控制台上，說：天下之勢，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擱以前，李志想把他暴打一頓，把他理順了，告訴他，這是對的。 “現在對我來說，成本太大了。”李志說，變化是在三四年前發生的，他有了自己的團隊，“為了他們，我不能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李志變得“更謹慎，特別謹慎”，看起來像“悶聲大發財”。在社交網路上，李志很少說話，他還不停地刪除過去的微博，剩下不到 50 條。他不再發表時事評論，只談論工作和巡演。在 2009 年上線時，人們相信微博可以開啟自由、建設性的公民討論，但現在，一些批評者認為，它成了勇氣的生死場和娛樂消費的商場。 “也包括政治商場。”張曉舟補充說。
人們在其中不斷因言獲罪，也不斷豎子成名。有時兩者之間沒有界線。
如今兩者對李志都沒有吸引力。李志說，他不敢不顧安危，也不想販賣立場。他意識到，“愛國主義是個生意，同樣的，賣民主也是個生意。”在今年一月接受馬世芳的採訪時，李志特別澄清了《人民不需要自由》這首歌，他說這首歌是玩笑寫成的，在當時跟政治、反抗沒有任何關係。後來的政治解讀卻讓他在自由派中獲得了名聲上的好處。
從一開始，李志就沒有寫過真正的“現實主義和新聞主義民謠”。他擔心描述是否準確，也希望談論癥結時能毫無忌諱，“就好像一個艾滋病人，發燒了，長瘡了，眼睛瞎了，你去追究眼睛瞎了，有什麼意思？”而他的朋友周雲蓬，在《中國孩子》被封禁後，仍然寫了《表叔》，一個不合時宜者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故事。
王皓認為，李志的變化也是大部分中國 70 年後生人必經的過程，從憤怒的青年變成不那麼憤怒的中年。他認為變化是好的，李志可以更專注地把事做好。 “你肯定不能靠整天在微博上當意見領袖啊對吧。反而現在李志在微博上也很少說話了，但影響力還是挺大的。”
遲斌驕傲地提及了一份音樂人榜單：在豆瓣 2017 年度十位最受關注華語音樂人中，只有李志是獨立音樂人，也是出道最晚的——2004 年。雖然在更大眾的微博上，粉絲數超過李志的音樂人大有人在。李志的公司也“活得很不錯”，打算獨立運作工作室的前輩或晚生都在向李志和遲斌請教。可同時，因為對贊助商的挑剔，李志的跨年演唱會還在虧損中。
遲斌說，“如果政府真想把南京的音樂行業做好的話，也可以去看一看。”沒必要排斥。
非黑即白的清爽狀態很難在李志身上再尋見。 “到底是相信未來，還是不相信未來？”在一段記錄2017/2018 年李志跨年演唱會的視頻裡，音樂總監陳偉倫說，演唱會的主題“相信未來”讓他緊張，“這句話到底是肯定的話，還是疑問的話？我到現在還沒搞明白。”
李志後來向舞台導演和燈光師解釋說，他希望這場演出“首先是黑，但不能讓人覺得黑得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是“絕望裡帶點不甘的勁兒”。
後來，在接受我們採訪時，李志又說：“我沒有那個膽量去反抗，也不想跟他們同流合污，只能相信明天太陽會升起。”
過去幾年，李志最喜歡談論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就像個語重心長的家長，抑或是一個毫無煽動性的競選者，絮絮叨叨地重複：“一個人認真了，十個人認真了，一百個一萬個一千個，就完全不一樣” 。
他的偶像哈維爾說過類似的話，以一種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哈維爾說，無論政府想把什麼強加在你身上，你都應該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著，“假裝”你真的很自由。
2019年在六四屠殺30週年之際，李志被迫沉默了，並成為「行為不端」的「壞人」——如果人民真的不需要自由，李志就是一個自作多情的搗亂分子。但是，人民其實需要自由，所以當李志被禁演的消息傳出後，很多人紛紛到網上找李志的歌聽。中共的宣傳部成了李志免費的廣告商。對於李志的遭遇，有網友改寫了那副有名的對聯：「說你端你就端，不端也端；說不端就不端，端也不端。」更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所有人都跪著，就你站著那就是屬於行為不端！所有人都屈服，就你反抗那就是屬於行為不端！所有人都笑臉相迎，就你怒目圓睜那就是屬於行為不端！所有人都睡著，就你醒著那就是屬於行為不端！所有人都歌頌，就你批判那就是屬於行為不端！」
唯一讓李志和所有勇於記憶、勇於反抗的中國人感到欣慰的是：儘管「有關部門」讓已經購票的觀眾前去辦理退票事務，但只有300人選擇了退票，一萬多名買了演唱會票的人紛紛表示：我們把這張票留著，等待李志可以自由歌唱的那一天，我們再去聽，而那一天不會很遙遠。這張票，正是一張通往自由國度的綠皮火車的車票。
